校友心声

一位杰出学者的历史担当 ——忆我校出版社首任总编辑陶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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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社首任总编辑陶军教授离开我们28年了,作为陶军同志的老部下,回忆陶老创建出版社的初衷和艰辛,令人感慨万千又十分敬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获得极大的精神解放,我校老中青三代教师无不摩拳擦掌,甩开膀子大干。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校教师突破思想禁锢,新教材、新科研成果频出,但都是打印稿或手抄稿,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不利于我校的学术影响和传播,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的一个瓶颈。早在1981年,陶军同志就提出办校出版社的建议,但个别校领导以当前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由,说“办什么出版社”,把建议压了下去。据说,陶副院长因此气得在办公室晕倒(陶老当时就患有心脏病而不自知)。此后不久,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今华科大)已先后申报建立了校出版社。

1983年9月,陶军同志刚从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副代表”职务离任,回校继续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高瞻远瞩,再次提议成立学校出版社,解决广大教师出书难的现实问题。陶院长立马开展调研,召集教务处、科研处等职能部门和部分教师代表座谈,听取意见。陶军同志从学校教学、科研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谈到我校良好的师资队伍和近年的科研成绩,展望华师的美好前景;并介绍国外大学建立出版社对学校的贡献,激情满怀,侃侃而谈。最让我难忘的一句是:“历史的重担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几次座谈后,大家一致同意陶院长的意见,向国家教委打申请报告。陶老把起草报告的任务交给我,我迅速写完后呈陶军同志修改并交给校领导审处,谁知个别领导又把报告束之高阁,拖了一年之久。1984年,党委书记高原和国家教委负责人季啸风联系,才派人把办社报告呈送上去,虽然错过了第二批的审批期,国家教委仍然很快批准了我校的申请报告,同意成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2 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诞生。可以说,出版社这个新生事物真是来之不易,是陶军同志殚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产儿。

出版社成立后,急需配置各类人材,陶副院长亲自和各单位协商调动。陶老担任校领导,又兼任总编辑,担子很重,需要一位助手,他就到时任学报总编辑黄弗同教授家中,请他出任出版社副总编辑,陶军院长为了激将,幽默地说:“你是不是千里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此后,由黄弗同教授主持日常编务工作。校出版社从此走上了正规之路。  

建立学校出版社,不是陶军同志妄图虚名,更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他办一所高质量的师范大学理念的延伸。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当教务长时就提出,办好华中师范学院,需要有一支好的师资队伍,需要有一套完备的好教材,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校风。他为此矢志不渝,奋斗一生。为了建立师资队伍,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伯乐识马。他不仅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大胆鼓励冒尖人才。困难时期,国学专家张舜徽教授体力不支,陶军同志支持他搞学问说:可以“卧而治之”。章开沅先生当时是中青年学术骨干,勤奋治学,独立思考,敢于发展创见。陶军同志在全校提倡“章开沅道路”,鼓励章开沅同志开拓奋进,攀登学术高峰。后来的章开沅教授果然不负所望,成为研究辛亥革命的著名学者。但在“文革”中,这两件事,却成了陶军同志“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鼓励白专道路”的罪名,沉冤十年。但历史终于证明,陶军同志是认真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是优秀的高校领导干部。当时,我校的古典文学方步瀛教授、石声淮教授,语言学高庆赐教授,数学系李修睦教授,物理学邱永喜教授、肖福运教授、杨约翰教授,地理学梁希杰教授、逻辑学詹剑峰教授,生物学李琮池教授等,都是陶军同志的朋友,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发挥了业务专长,为华师培养了一批批后继的良才,在武汉和中南地区群星闪烁,名闻遐迩。这都和包括他在内的校党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有直接关系。为了建立华师良好的学风,1961年,刘介愚书记和他倡导制定华师学风规则,在陶军同志指导下,我和龚海泉同志起草了《华中师范学院学风实施条例》,由刘、陶二位亲笔修定,成为我校师生的行为规范。可惜这一切都因为“文革“而中断。所以他在晚年,积极提议建立出版社,就是为培养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出版完备的优质教材服务。在出版社建社3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社已经成为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三大出版社之一,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回忆我们建社的历史,回顾陶军同志的贡献,我不仅感慨万千,而且深深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陶军同志为华师的建设奋斗一生。他高风亮节,胸怀宽广,严以律己,淡泊名利。从不为个人恩怨得失斤斤计较。十年“文革”,他被审查、遭批斗,关牛棚,一旦落实了政策,平反昭雪,便全身心投入工作。陶军同志复出后任副院长,我清楚地记得在三号教学楼一次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身披金黄色的落日余晖,激情昂扬,发表了动情的演说,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都是从五湖四海而来,都是为了华师的兴旺发达而奋斗,一切个人恩怨,一切的是是非非,都要化作烟云。我们要同心同德、捐弃前嫌,团结奋斗,为创办全国的优秀师范大学而尽职尽责。历史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膀上。” 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于曾经错误地“批判”、“审查”过他们的青年教职员工,一概不咎既往,重在现实,发挥他们的专长。在个人名利面前,陶军同志胸怀坦荡,先人后己。改革开放后,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高原同志因为筹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在全国率先写出“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被首批评为我校教授。陶军同志虽然早就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编、参编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著作,在武汉地区宣讲哲学和时事讲座名闻遐尔,学富五车,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学校领导干部。这时有人问到他,他十分淡定而且高兴地说:“高原同志评为教授,说明他比我强,我将继续努力。”在名利面前,心平如镜,淡泊如水,其胸怀之大,风格之高,足以使苟苟营营于个人名利的人惭愧不已。陶军同志无论是领导教学工作,还是倡议建立出版社,都是他那句掷地有声的“历史落在我们肩膀上”的崇高责任和历史担当,是他的历史使命感使然。他的一生,真正体现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人格。  

就我个人而言,陶老也是我难忘的提携者和恩师。80年代,他和高原书记大力支持我从事斯诺和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工作。1986年,政教系青年教师熊建华等翻译了美国著名学者康奈尔大学肯尼斯.休梅克教授研究斯诺的成名之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请他作序。他先是欣然应允,后来病魔缠身,体力不支,便嘱托作者到中文系由我写序,我遵照先生嘱咐,认真阅读了全书,为这位青年学者的书写了序言,在我校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最早翻译的外国人研究斯诺的著作。十分不幸的是,陶军同志次年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时光荏冉,校出版社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的艰苦奋斗,在一代又一代华师出版人的辛勤付出下,陶军同志创建的校出版社已经成长为 一棵大树。从借款20万元到今天,每年出版新书上千种,年销售码洋达上亿元,多次受到教育部和省新闻出版署的表彰。我们社的物质条件也大为改善,今非昔比,两个效益不断增长。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希望出版社同仁倍加珍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继承陶军总编辑开拓的道路继续向前。  

                     

(写于校出版社建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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