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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校友风采:韦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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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国文化的学者和教育家 

韦卓民(1888-1976)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现珠海市),1924年,文华大学、博文书院等院校合并成立华中大学,韦卓民任文理学院院子兼副校长,并代文学系主任。 

 

景色宜人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耸立着几尊杰出校友和先辈的汉白玉塑像,其中就有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韦卓民先生,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前甚之一——武昌华中师范大学的创建者,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长达20多年;同时他又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和翻译家,一生的著述和译著超过400万字;他还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基督教徒,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40为发起人之一。在湖北乃至全国基督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华大校长

韦卓民(1888-1976)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现珠海市)一个经营商业与金融的望族。7岁入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5岁(1903年)随父亲到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后称“文华大学”)“备馆”即中学部。19岁升入“正馆”即大学部。1911年以最高荣誉生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受洗,从此成为一名忠贞不渝的虔诚基督徒。由于校方和业师的赏识,被破格聘请为该大学的国文教员。在任教的同时,还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915年以《孟子的政治思想》(英文)的论文而获硕士学位。1918年9月,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师从霍金(W.L.Hooking)。翌年7月获哲学系的文学硕士学位。后又继续研究一年,修满了博士学位课程,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未拿学位便于1920年9月回国,任文华大学教授。1924年,文华大学、博文书院等院校合并成立华中大学,韦卓民任文理学院院子兼副校长,并代文学系主任。1927年,政治动荡,他受到了反对者的攻击,曾在上海被逮捕,后经营救,方获释放。1927年秋,他前往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经过著名哲学家霍布侯斯的严格考查,他的哈佛的成绩得到承认,免去了资格考试,正式成为这位名师的博士生。经过两年刻苦努力,他写成了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并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旁听,刻苦攻读,查阅资料,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开阔了视野,优化了知识结构,而且还与许多世界一流学着进行了有益的接触,建立了联系,为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基础。1929年回国后即被选为刚复校的华中大学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卸任。

韦卓民校长治校有方。他上任时,湖南长沙的雅礼大学、岳阳的湖滨大学相继并入华中大学,学校已具备一定规模,正式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以及教育学院。他身体力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基于爱国思想,他极力主张将华中大学由过去向美国立案改为向当时的中国教育部立案注册。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教育部于1931年12月批准了华中大学申请注册的呈文。从此以后,华中大学便有两个名字:即英文名称“华中学院”和中文名称“华中大学”。到1931年,学校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教职员增至50余人,学生增至300余人。

韦卓民校长为谋求华中大学发展奔波于国内外募集资金。他不仅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朋友关系争取美国有关教会对华中大学的常年捐助,还积极争取国民政府对华中大学的拨款支持。在他的精心筹划下,不仅基本保证了学校正常教学经费的开支,使学校的规模不断得到扩大,而且建立了教师津贴制度和学生奖学金制度。抗战爆发后,他领导全校西迁,长途跋涉,颠沛流离,经桂林、昆明而复课于云南大理喜洲镇。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历经艰辛,弦歌不绝,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酷爱自己的学校,敬重自己的事业,从不为高官厚禄而动心。譬如,南京国民政府曾拟请他出任教育部长,他没有走马上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请他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来又请他出任驻美大使,他均一一谢绝。他倾注全部经历于华中大学。

由于他对外勇于开拓,对内招贤纳士,善于凝集人才,华中大学从一所开始不为人注意的学校逐渐发展成一所有特色、有活力的颇负盛名的教会大学。期间,除履行校长职责外,他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主讲了西方哲学史、西方政治史、逻辑学、教育学等多门课程,并从事了大量的科学研究。1934年-1935年、1937年-1938年、1945年-1946年,三次应邀出访欧美讲学、访问,还被聘为哈佛、耶鲁等大学的主讲和客座教授。他在国外的讲演中的一部分后汇编成书,于1947年以《中国文化的精神》为书名在美国正式出版。解放后不久,华中大学改为公立,接着又与其他院校合并,至此,作为教会大学的华中大学便不复存在。不久,韦卓民退出了领导岗位,当了一名普通的逻辑学教师。他欣然同意领导上的安排,认为是“如愿以偿”,“得其所哉”,说他早就有摆脱行政事务、专心读书治学的愿望。从此,他一头扎进了教学科研中,不管风云变幻,世态炎凉,始终以一颗平常之心,豁达、精进,默默地耕耘和奉献。

二、 学术大师

韦卓民是一位博古通今、中西融汇的杰出学者,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韦卓民的学术生涯中,打基础与创新不是两个孤立的阶段,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过程。他建构知识结构以创新为出发点,并有以下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注重知识面的宽广、知识内涵的深掘。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博古通今,中西融汇。二是强调用批判的精神对待书本。他反复说过:“读书不能有偏见,但不能没有主见。”事实也正是这样,在研读国外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权威著作时,他经常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三是刻苦勤奋,终生如一。据他的同事和学生回忆,在华中大学时,他假期如不出国,便关门读书,常常要读三四十本书。在平时,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思考和写作上了。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他仍以80高龄,每天读书、笔耕不辍。他的大量遗稿很多是出自这一特殊的时期。

在学术研究中,他有自己独特的信念、价值标准及取向,不赶时髦,不急功近利。他熟悉和精通中国文化,倡导保护继承本土文化之精华,同时吸收、钻研、容纳西方文化;他既重视应用科学及技术的重要性,又强调基础理论和那些似乎不能直接给现实生活带来“好处”的偏远学科的价值与作用,认为它们同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他正是看到了西方哲学在我国不受重视的问题,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些领域。他常说,国外一些中小国家都翻译出版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全集,而我国一套也没有,这与我国文明大国的历史和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尽自己的最大能力,翻译了康德的主要著作。这为我国有一套康德全集作了铺垫性、开创性的工作,也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即便在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境况下,在生活困窘年迈体衰之时,他仍然以博大的胸襟、超凡的气度、惊人的毅力坚持学术研究。1969年隆冬腊月,80多岁的他被赶到乡下“改造”。有一次在水塘边洗衣,不小心滑入水中,衣服全湿透了。被救上岸后,他只休息了半天,便又开始了他的思考和研究工作。在“批林批孔”、“批法批儒”之类的会议中,他也经常在下面继续他的哲学思考。

“文革”发生后,他的任何文字显然不再有出版发表的可能。但他以学者的远见卓识,洞悉到了这类现象的暂时性,坚信其研究、著译工作的恒久性价值,因而仍埋头于自己的著译工作,按自己既定的计划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对于许多人来说,十年“文革”的确是一场浩劫,而对于韦卓民来说,这十年正是他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因为他关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许多论文、著作、译作就是在那样一个没有任何学术、气氛的条件下完成的。正是坚信自己的工作价值,他才不把读书、思考、写作当作打发时间、苟且偷安的手段和方式,而是当作为我国学术事业奉献才智的途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追求和考虑,他逝世前郑重地留交给后代的不是金钱之类的遗产,而是一箱子手稿。今天,经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先生遗稿中的一小部分冲破重重困难问世了,他孜孜以求的价值开始由潜在变为现实,不断注入、融汇到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与全部数百万字有价值的书稿相比,所出版的仅只是全部遗稿中很小的一部分。可以断言,如果将它关于康德、黑格尔的著译作品都公诸于世,将会大大推动国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其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师道风范

韦卓民先生的一生,特别是晚年,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执着追求,无怨无悔。1952年下半年“思想政治”运动后,他不在担任行政职务,成为一名普通教师。他说这是“得其所哉”。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工资改革平薪定级,由于前几年政治气候的影响,他被评的得低了一些,可是却处之泰然。1958年,他被错误地定为“极右分子”,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他亦采取超脱的态度。他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十分谦逊,从来不对同事谈他值得称道的过去。有一次,一位教师直率地问他究竟通晓几国文字,他说:“我只懂一国半,一个是中文,半个英文。”实际上,他通晓英、德、法、俄、拉丁文等七八种语言。尤其对英语简直同的母语一样精通,这是众人皆知的。其英文水平之高,造诣之深常常使外文系的教师们深为叹服,而这就是他自谦的“只懂一半英文”。

建国前,韦卓民早已饮誉海外。有一次他出访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专门刊登题为《韦卓民博士抵伦敦》的消息。他在美国曾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可是他只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自夸”了一次。那是在1956年,他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接待一位印度客人。客人有些自负和轻视中国人,曾神气十足地在先生面前炫耀自己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韦先生止不住轻轻地说:“我也是耶鲁的。”客人有些惊异地问他是哪年毕业的,他平淡地说道:“不,我在耶鲁当教授。”这位印度人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那么趾高气扬了。

韦卓民先生不贪虚名,对“利”同样十分淡薄。他的工资完全可以保证他生活得讲究些,可他却十分简单朴素,他常穿的是一身粗制灰布制服,冬天裹件棉大衣,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抽廉价的“新华”牌香烟。“文革”期间,他有段时间住集体宿舍,在大食堂排队买饭,常常只买一盘五分钱的小白菜。节假日休息回家,来回要步行一二公里才能搭上公共汽车,有时为了赶车,还要小跑几步。别人看他很辛苦劳累,他却笑吟吟地说:“老年人需要锻炼。”

韦卓民先生胸怀坦荡,睿智勤奋,知识渊博,成就卓著。他不仅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才能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他进入了知行合一的崇高境界。

1976年春天,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韦卓民拄着拐杖从住地昙华林来到桂子山,对一位同志说:“我一定争取把《黑格尔(小逻辑)评注》写完。”不料,仅过了几天,他在偶患感冒后竟悄然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等到平反昭雪,没有完成自己既定的任务,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永远地走了。然而,这位贯通中西文化德尔巨人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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