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校友

湖北校友风采:陈时

时间: 来源: 作者: 编辑: 点击:

清苦爱国 矢志兴学

陈时,1891年3月15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开朗的仕宦之家。1912年创立中华大学。

一、毁 家兴 学

陈时,1891年3月15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开朗的仕宦之家。父亲陈宜恺,为清末举人,曾任湖北蕲州学官、湖北参议院。陈时从小聪颖好学,深受父亲的钟爱。1907年。年仅16岁的他,由父亲陪送,东渡扶桑,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并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在日留学期间,陈时深受庆应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的影响。福泽谕吉是日本“学贯东西”的著名教育家,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传播西欧文明的先驱者。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陈时将贫弱的中国与强盛的日本进行比较,认识到日本的强盛时日本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从而接受和坚信了“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这一观点。

1911年春,陈时怀抱着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回到祖国,决心仿效福泽谕吉创办庆应大学的经验,在武昌创办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

陈时将自己的理想禀告双亲,其父母为之震惊:“这怎么可能!”

是啊,泱泱中华,当时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也只有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另外,就是外国人办的几所教会学校。私立综合大学不仅尚无先例,连听都没听说过。

陈时创办学校,兴办教育,振兴中华的志向已定,义无反顾,见劝说老人无效,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或长跪不起,或终日哭泣,最后表示要以死明志。

陈时的爱国热情和兴学抱负,终于感动了他的父亲。其父认识到,儿子要干的事是兴学、育才、救国的伟业,于是不惜变卖家产,先后捐田产200石(约8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3000余册,支持儿子办学。经过一番筹备,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于1912年5月13日正式诞生了!这是我国不依靠官府创办的最早的一所私立大学。1912年8月,中华大学开学,男女兼收,招收学生700余人,开湖北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先河。

同年10月,陈宜恺当选为省参议员,呈请北京政府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列举学校办学宗旨和规模,并活动刚上任的省民政长官夏寿康,拨发粮道旧署作为中华大学永久校舍。1913年4月中华大学迁入粮道旧署并呈请教育部批准,1914年3月获教育部正式认可,以创始人陈宜恺为学校法人代表、校长,陈时为代理人,按陈时的思想办学。1917年11月,陈宜恺病逝,陈时正式继任校长。

二、爱国育才

陈时任校长后,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办学,明确提出了“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八字校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校实行学分制,一年级44学分,二年级40学分,三年级36学分,四年级32学分,修满152学分,即可本科毕业。这种办法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之相适应,陈时博采各家之长,广招四方名士。五四运动前后,他先后聘请黄侃、刘博平、恽代英、黄负生等著名学者的思想家任教,还经常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马寅初、杜威、泰戈尔等中外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来校讲学。正因为如此,中华大学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成为武昌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专业设置上,中华大学也有特色,体现了时代性和实用性。除开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教与学系、师范专修科外,还开设了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农艺、经济、会计、工商管理等系,培养了大批国家和社会的急需人才。

陈时特别强调学风的重要。他说:“一国有一国之国风,一国即有一国之学风……学风可养成而不可助长者也。”养成良好的学风,有主体客体之分。“主体者,管理教授自身是也。”学校的管理者和教授,一要具有感化教育者的性格,二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三要有实际社会识见,四要有教育的兴味,五要有与被教育者融洽之感情,六要有尽瘁之职业。只要具备了这六德,好的学风自然会养成。除主体外,客体也很重要,“客体者学生是也”,“客体随主体而变更,主体定而客体自不容移”。因此,学校的管理者和教授要引以垂范,为人师表。

陈时善于发现人才,具有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的胆识和勇气。他信任和尊重恽代英,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恽代英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次年转入哲学系,便在全国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崭露头角,当时他才19岁。此后,恽代英文思如泉涌,新论迭出,有的还被海外刊物翻译出版,成为闪烁在我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

陈时对恽代英十分赏识,十分器重这位高材生。1917年2月24日,陈时召见恽代英,全权委托他主办《光华学报》。

《光华学报》是华中大学学报,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学术刊物。原由刘树仁先生主持编务,“办理颇为可观”。恽代英心想,刘先生的学识、资历与地位都比自己强。他“自感绵薄,闻之惶作”,未能答应。

陈时求才心切,26日再次召见恽代英,诚恳相聘,还托恽代英的同学冼震传话:“只要恽代英同意应聘,所有要求,均可允许。”

恽代英终于被感动了,从陈时手里接过了聘书。

1917年8月15日,在恽代英毕业前夕,陈时又聘恽代英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相当于校长),放手让恽代英进行改革,使中华大学附中一跃而成为武汉名牌中学。

陈时极力主张教育救国。1915年5月1日,他在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发刊词中指出,今日世界“智力竞争愈演愈剧,惟学术(科学)实左右之……学术足以铸文明,而思想又适以母学术”,若“思想不抒,精神遽萎”,就无法在竞争中取胜。“其思想之强也,则胜而荣;其弱也,则负而辱。”而要使思想振奋,“其惟教育”。

陈时不仅力主教育救国,而且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在日留学期间,他追随孙中山,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关于1909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曾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时关心和保护爱国师生,也足堪称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和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武汉爱国学生积极响应,中华大学成了武汉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5月17日,武汉2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于第二天组织全市学生游行,参加者达3000余人。游行队伍从阅马场出发,经武昌路、察坡路、司门口转长街、大朝街复至阅马场,沿途高呼“争回青岛”、“灭出国贼”、“提倡国货”、“勿忘国耻”等口号。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十分恐惧,威逼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镇压学生。王占元立即召见各校校长严谕,声称若再有游行示威活动,必“严惩不贷”。迫于军阀的压力,陈时先生表面不敢不从,但却又以“爱国行动,无力阻止”相推托。6月1日,在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下,爱国学生向官厅宣战,举行罢课、游行、演讲,与军警发生冲突,十余名学生受伤,数十名学生被捕。第二天,陈时率武汉大、中学校校长,先后找何佩瑢和王占元,恳求释放被捕学生。6月3日,各校同时悬出“奉令提前放假”的告示。爱国学生不受欺骗,坚持斗争。尤其是中华大学,当天又有数十名学生到武汉劝业场演讲,又遭保安血腥镇压。王占元气急败坏,再次传见陈时,以停办学校相威胁。陈时不惧,仍暗中保护恽代英、林育南等爱国师生,因而遭到王占元的通缉。有人以“关切”为名,散布谣言,逼陈时离校。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现谋我校者,因我之活动颇多借口,甚有逼敝校长暂时他避之说,不知敝校长能否平安应付过去?”

恽代英的担心,不正是对陈时在五四运动中的肯定吗?

陈时先生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人。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担任日本内阁要职的重光葵以“友人”身份致信陈时,劝他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武汉,照样在汉办学,日本是会妥善安排的。在这民族危亡之秋,陈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学校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共存。他告诉家人,要学习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牢记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不要像那些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千秋万代被人耻骂。因此,他毅然拒绝重光葵的诱惑,决定将中华大学迁往重庆。

其时,校董喻育之任川东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又是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和湖北族川同学会会长。同学会会址设在重庆禹王庙。征得喻育之的同意,陈时借禹王庙为中华大学的临时校址。

在艰苦抗战的年代,中华大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校舍不敷应用,经费筹措无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都成问题。1942年2月14日(阴历腊月29日),正是除夕,山城重庆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大年初一,整个禹王庙一片银装,天气很冷。为了筹措办学经费,陈时无心过年,踏着皑皑白雪整天奔命于雪中,向校董拜年,向各方募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陈时任中华大学校长二三十年都是不支薪的,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三、走向光明

在重庆,陈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赞誉他“是一位清苦的教育家”,还赞誉他培养了恽代英等一批著名革命英才。陈时也正是从恽代英、周恩来等人身上,逐渐认识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他始终坚持独立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办学方针,巧妙地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控制。陈时除坚持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还邀请郭沫若、邹韬奋、邓初民、陶行知、杨杰、冯玉祥、邵力子、范长江、李公朴等著名人士和学者到校讲学,这就不仅保证了教学质量,还使中华大学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一个民主讲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大学迁往武昌。国民党当局为控制中华大学,企图诱逼陈时交出中华大学。陈立夫派其亲信,向陈时提出三个条件:一、让陈时担任中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二、到行政院任选一部长职;三、给陈时50万大洋。陈时不为所动,简介拒绝。当即指责说,陈立夫“是要把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付诸东流。”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陈时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1949年元旦,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和声明”。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发表《关于时事的声明》,反对假和谈,主张在召开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政府、接收南京政府一切权利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真正的和平谈判。湖北省参议会的有识之士李书城、李伯刚等议员,当即发起组织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敦促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循政治解决之党规,寻求途径,恢复和谈”。陈时积极投入湖北“和平活动”,出任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理事。

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夕,国民党要员张群、白崇禧一再规劝陈时将中华大学迁往台湾。陈时目睹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内政不修,外交失败1;而共产党政治民主,一心为民,于是深情地说:“我是办教育的,国民党里面有我的学生和朋友,共产党里面也有我的学生好朋友,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共产党代表了国家的希望,办学校能使国家兴旺发达。”他果断决定留在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

武汉解放后,陈时将苦心经营38年的中华大学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并亲自写了《中华大学沿革》,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复电陈时:“愿你校沿着新民民主主义方针前进!”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后,中华大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组成部分之一。

陈时先生一生矢志教育,享有北张(伯苓)南陈(时)的美誉,赢得了人民的崇敬和敬仰。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校庆90周年之际,在老图书馆左侧,为其立了半身塑像。陈时先生爱国兴学的业绩,将在这里继续延伸、发扬和光大。


 

校友通讯桂苑追忆 捐赠展示


    院领导在练习太极拳

    院五七干校学院在...

    院长刘若曾,任职...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

    喜笑颜开迎新生

    学生参与食堂民主...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邮编:430079
联系电话:027-67861051 邮箱:hsxy@mail.c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