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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校友风采:潘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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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为人民

潘梓年,1948年任中原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1年,兼任公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月,华中大学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他又兼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

 

潘梓年,1948年任中原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1年,兼任公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月,华中大学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他又兼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活跃于“左联”的著名文化人,潘梓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史上也留下深深的足迹。

一、革命家的一生

潘梓年于1893年1月11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镇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举人,从曾祖父以下几代人都担任教师。潘梓年小学毕业后,赴上海大同书院和龙门师范学校学习,1914年到无锡东林小学任教,并资助弟弟潘有年(即著名心理学家潘菽)继续学业,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1920年潘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潘梓年随即到北大哲学系当旁听生,持续三年,同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至1925年他先后在河北育德中学、河南开封二中任教,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遭到校保守势力的不满和排挤。在1926年大革命洪流中,他奔赴广州参加革命,途中因病迟滞,错过时机。1927年返回上海,恰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服从党的派遣,忠诚党的事业,在革命的征途上,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处于低潮,潘梓年与另两位党员根据党的指示,返家乡宜兴,重建了中共宜兴特别支部,任宣传委员。他利用争取到的县教育局长的“合法”身份,团结教育群众,为准备秋收起义作了大量工作,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怀疑,虽被组织上调往上海。到上海后,他积极投入党的左翼文化工作,到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自己还经常写文章、发短评、撰杂文,锋芒直指反动营垒,同时继续学术研究。1928年秋被派往“创造社”创办的上海艺术大学任教授,讲授哲学、逻辑学。1929年又受命创办“华南大学”,任教务长,聘请知名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人,后又任“文总”中的党组织即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的复杂而剧烈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他从1932年起任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在险恶的环境下,团结各界人士同敌人斗争,这一时期曾用过宰木、定思、弱水、任庵等笔名。

《真话报》的社长是左翼作家联盟党组书记丁玲的爱人,潘梓年作为总编辑常去丁家。1933年5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他和丁玲同时在定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监禁。在监禁中,他面对酷刑虐待或利诱劝降,正义凛然,表现了生死于度外的共产党人的坚贞气节,结果被判无期徒刑,移入南京军人监狱。在狱中,他作“咏雪诗”托物言志,鼓励难友,并共同组织“黑屋诗社”,出过一期《诗刊》手抄本,以坚定革命信念和信心。同时,他勤奋学习,坚持写作、翻译,撰写了《矛盾逻辑》30万字,讨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翻译了杜威著作。在他的带动和鼓舞下,许多难友也开始学习外文。在狱中,他尽量照顾同囚难友的生活,坚持锻炼身体,并要求当时在南京中山大学作教授的弟弟潘菽多送生活用品以帮助难友。西安事变后,1937年6月,他的堂弟潘汉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谈判,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努力。在此期间潘汉年曾到狱中,探望潘梓年,接着设法营救潘梓年及楼适夷等先后出狱。

潘梓年出狱后,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坚守在新闻工作第一线,1947年3月返回延安,任中央城市工作部研究室主任。1948年为迎接全国解放赴中原大学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武汉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1954年调往中国科学院党组工作,1956年被推举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1972年4月10日,因“四人帮”诬陷和残酷迫害,冤死于狱中,终年79岁。

二、战斗在新闻战线上

1937年7月,潘梓年受命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与章汉夫赴南京筹办。试刊完成,因国民党政府阻挠未能出版,后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再次谈判,《新华日报》终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问世。

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潘梓年任党报委员会委员、新华日报社社长、群众周刊社社长兼主编。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报刊迁往重庆出版,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1944年5月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重庆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代替南方局,潘梓年为委员,继续领导报社和刊物。抗战胜利后,潘梓年随周恩来等到南京,争取《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上海续办未果,1947年初返延安。

在武汉时期,潘梓年忍受了作为长江局领导人和报社董事长王明的辱骂斥责,仍坚持抵制王明要求在报上刊登突出其个人的大幅照片和错误言论。王明借口毛泽东《论持久战》太长不准予登载,经中央电催、周恩来和潘梓年等力争,才以《新华丛书》形式出版,在《新华日报》上连登广告达37天,说明该书是“划时代的重要文献”,“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使该书发行量突破了抗战以来出版界的记录。

潘梓年在领导报社期间,坚持周恩来提出的“努力学习,下苦功夫,多看、多研究”、要“专”、“博”、“不自满”的要求,组织报社职工认真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斗争策略。报社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为坚持报社经常发表有影响力的社论,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各委员适当分工,要求人均每周1—2篇,不仅要求观点与材料统一,还要讲究斗争艺术以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潘梓年负责撰写思想方面的社论。他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工作近十年间撰写社论、评论、短文等数百篇。

潘梓年通过报刊展开有效的统战工作。他经常拜访社会名流、民主人士、教授,同他们交换意见,讨论形势,请他们撰写文章。他经常支持各种民主活动和进步组织活动,直至参加有关的组织和座谈会,使《新华日报》成为团结进步组织和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重要阵地。

他近十年如一日地亲切诚挚、细致入微地关心报社每一位职工的身体健康、思想进步、工作中的安危、家庭中的困难,使报社成为一个革命的、温馨的大家庭。几乎所有成员都成为主动积极、艰苦奋斗、不畏强暴、善于斗争的英勇战士。

当时的《新华日报》,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报,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党的机关报。它是一个与执政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共产党的机关报,而执政的国民党处于日益反动的集团统治下,又不断破坏统一战线,阻挠抗日。所以,《新华日报》的处境非常复杂,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复杂的斗争。

作为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始终站在第一线,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特务暴行和蓄意破坏的阴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灵活多样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新华日报》创办第7天,印刷厂和营业部就被特务捣毁,经过据理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了破坏活动,表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国民党新闻当局常将《新华日报》的社论或文章扣压货删的支离破碎,这时报纸就用开“天窗”的办法予以对抗。1944年一年就有160多篇社论、文章被扣或删削,报纸就用“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大字填补版面,注明两篇社论奉命免登,以告读者。报社的报童、工人、工作人员遭到特务殴打追逐,甚至拘押,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潘梓年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常义正辞严地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迫使他们不得不表示所谓“对《新华日报》予以保护”。国民党曾妄图吞掉《新华日报》及其他进步报纸,借口纸张紧张,要《新华日报》等与他们的报纸出联合版,《新华日报》一方面同意出联合版,但以一月为限,一方面单独出四开油印小报,到处张贴,并对其违约坚持据理力争,终于争得单独出版。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且不许《新华日报》刊登事变真相。当晚,周恩来派潘梓年、石西民马上到影响较大的民营报社揭穿国民党歪曲真相、封锁消息、掩人耳目的阴谋。深夜,他们冒着严寒,提着灯笼,走访了《新蜀报》、《新民报》等,说明事变真相,阐明我党严正立场,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正义,进步报社纷纷表示同情和慰问。周恩来亲笔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于《新华日报》后,潘梓年组织人员于次日凌晨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报纸发行到全市,并寄往外地,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强烈反响。《新华日报》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又彻底揭穿了皖南事变真相,还将事实真相编印传单散发。

将近十年,潘梓年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团结同志,争取友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使《新华日报》这面红旗在“大后方”高高飘扬,在党的领导下起到了指明斗争方向、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作用,直到1947年初撤回延安。

三、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讨论认定,随着形势发展必须训练和培养大批干部,随军前往新区工作;为此准备筹建中原大学,并呈请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筹建委员会,陈毅任主任委员。8月2日,刘伯承在中原军区“八一”纪念会上宣布成立中原大学。9月,邓小平在西柏坡时,请中央给中原大学派干部、教师。中央批准范文澜任校长,潘梓年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潘梓年赴任途经石家庄,吴玉章接见了他,决定由潘梓年率领从华北大学抽调的刘介愚等14人赴任。由于范文澜一直没有到职,学校工作由潘梓年主持。从此,他走上教育战线,挑起了这一革命重担。

在中原大学,潘梓年年龄并不算大,但周围的同志们因为他的革命经历、事业功绩和长者风范,都亲切地称他为“潘老”。潘老为人谦虚谨慎,热情淳朴,平易近人,谆谆善诱,在干部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中原大学从成立到迁往武汉前一年多的时间,逐渐充实健全自身力量,积累教学经验,培训教育了5000多名年青知识分子南下。随着1949年5月武汉解放,中原大学人员即分批迁到武汉,7月份就先后两次共招收新生2500多人。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中南大学由原主要办短期政治训练班,逐步向新型正规大学转变,成立了政治、财经、教育、文艺4个学院,到1950年8月,中原大学创办两周年,已培养9074名干部,输送到革命事业的各种岗位,经过努力工作,他们中大多数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四个学院共有学生1892人。这两年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两年。中原大学这个革命大熔炉为祖国的人民解放、社会改造、政治建设、经济恢复和发展培养了一批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中南军政委员会建立后,潘梓年先后任文委副主任、教育部长、高教局长,同时仍兼中原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但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孟夫唐主持。潘梓年这一期间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中南六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他在广大新解放区旧教育体制的改造、新教育事业的建设、工农干部教育的开展、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诸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业绩。

潘梓年非常强调要明确掌握办学方向,在各种场合,都及时明确地阐释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性质和目的,要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加强国防,把国家建设的更好更强大,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而办学。他反复说明新中国教育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支持并促成中南工农速成中学的师资训练班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建立和建设,开辟了工农干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承担建设事业的新途径。

潘梓年强调中原大学要办成正规的新型大学,要向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人民大学继承并坚持了延安抗大的精神,又认真学习苏联经验,还批判继承了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他特别指出所有这些都要“从中国现有的教育实际出发”,并告诫:我们办学不能全部照搬苏联经验。他主张在培养目标上,要既坚持重视思想改造,提高理论水平、政治觉悟,又要重视专业学习。提出“思想教育与业务教育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不应与业务课相分开来”,“通过业务改造思想”。在培养途径上,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额方针,学以致用的原则。在专业学习中,尤其是院系调整日益走向正规化的形势下,专业学习一定要将系统学习与参观、调查研究、实习相结合。

潘梓年认为要办成新型的高等学校,没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一支好的师资力量是不行的,针对当时师资和管理紧缺的情况,他提出三个具体办法:首先抓紧“自己动手,培养干部”的方针,提倡边干边学,放手让有一定基础的人员在实干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培养和提高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到他校参观、学习,吸取经验,提高自己。三是输送干部到人民大学系统学习。当时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就先后送干部、研究生到人民大学各个专业培训、进修。

潘老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定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指出:全国胜利后统一战线更广泛、更需要。要将处理好党群关系视为执行统战政策的重要问题。在中华大学改公立、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之合并之后,他强调开始要以团结为主,对教职员工进行爱国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们情绪安定,易于接受改造。他还强调要通过多种群众组织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如他组织武汉市11所高等学校成立高教联这一群众性组织,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在教代会上有的老先生说:“从前国民党要我开会,汽车借我都不来,今天用腿跑来也情愿。”因为“团结起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努力”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四 、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潘梓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后,就决心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作为毕生的愿望和事业,并坚持走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治学道路。 

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工作时,就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哲学著作,开始运用所学到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南京的监狱中,基本写成了《逻辑与逻辑学》,于1937年出版。对这本书,毛泽东主席曾给予好评,并写信勉励作者在哲学特别是逻辑方面继续努力。

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时撰写了大量的社论、时评、杂文,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器的光辉,打击了反动势力,团结了朋友和同志,批判了错误倾向。同时,还写了如《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专论,直指当时某些反动文人以各种形式宣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击国民党的理论攻势。在中原大学和中南地区,他曾多次为师生讲授《实践论》、《矛盾论》,热情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54年大区撤销,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建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他十分明智地提出创办《哲学研究》这本专业学术刊物,把它作为团结哲学工作者、推动研究工作的重要阵地。为此,他走访李达、杨献珍、艾思奇等十余位名家,并作为召集人组成编委会,形成了全国哲学界实际上的研究核心。1955年3月,这份影响深远的刊物正式创刊。此后几年,他都亲自审定每期稿件。

1956年3月,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潘梓年被推举为副主任并任分党组书记。11月哲学研究所成立,他是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兼任所长,并亲自带辩证唯物主义副博士研究生。同年,科学院指定全国20年科学发展规划,潘老著文总结哲学研究工作现状,明确提出了培养干部、扩大队伍、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空白科学、整理遗产、出版专著和通俗读物等任务,为推动全国哲学研究,他坚持亲自从事学术研究,无私奉献了余生的全部精力。

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所组织、培养学术队伍等艰苦繁重工作的同时,他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原则与实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的贯彻。

1958年,群众中出现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潘梓年写了著名的《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一文,指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概括形势发展的新变化,研究和解决新变化所提出新问题。”潘老不顾高龄体弱,亲自率领研究生和助手,到郑州、洛阳、许昌等六七个市县作调查研究,历时两月,参加群众的各种会议,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到禹县、郑州作了《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报告,深入浅出地讲明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等根本问题,为当时群众学习哲学作了重要的辅导。为纪念毛泽东两类矛盾学说发表一周年他写了《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对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联系我国实际论述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及其条件,从哲学角度分析在我国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的关系。1959年,他发表了《宏伟的远景规划,卓越的科学理论》一文,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有针对性地指出:“力戒浮夸就是革命的热情和科学分析相结合,这些都是实际工作中能否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

潘老不仅一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而且具有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除了斗真需要,从不轻易发表议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审慎成熟的考虑,待充分占有材料后才动笔写作。在学术上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不盲目追随、附和别人的观点。在全国发动批判杨献珍、冯定的哲学思想时,作为哲学所所长,他从未公开附和过。他对自己持有的学术观点,不论别人如何反对,他也不轻易放弃。如1956年他就形式逻辑必须有充足理由律的观点写出论文,有人告之毛主席的看法与他的不同,论文虽未发表,但他仍然坚持个人的见解,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

潘梓年不仅善于团结老专家,而且非常重视培养中青年学者。为此,他坚持学术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不同的学术见解,包括他的学生在内,都采取热情鼓励的态度,从不以势压人,而是支持争鸣讨论,深入研究,达到阐发真理的目的。

在他晚年,决心把过去研究的东西,经整理提炼、修订补充,写出哲学和逻辑学两部书,在他助手的协助下,已进行了大量工作,可惜经历十年浩劫,他不幸逝于狱中,宏远未能实现。

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2月17日举行了追悼大会,潘梓年的一生无论在何时、何地、何条战线,无论环境如何险恶,条件如何艰苦,他都恪尽职守,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被誉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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