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三年级。那时正在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给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王凤老师，因与诗人曾卓关系密切，被怀疑也是胡风分子中的一员，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就停了，学校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来继续上课，为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提了好些意见。当时我是中文系三年级的班长，我便将同学们要求另找老师的意见向中文系领导作了汇报。

当时中文系领导通知我已邀请武汉作协（原中南作协）作家姚雪垠老师明天来上课时，已经是1956年的第一学期了。姚雪垠老师来上课的第一天，我们中文系三年级有90多人，再加上四年级60多人共计150多人参加听课。当时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没有一个同学缺课。姚老师手里拿着三只粉笔，没有讲稿，走进课堂。那时他只有40多岁，我们却看见他几乎满头白发了。他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一派学者风度。同学们向他敬礼后，他笑盈盈地向大家回礼，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像拆开了的纸烟盒大小的纸片，铺在讲台上便开始讲课了。姚老师声音宏亮，口齿清晰，说话富有幽默感。他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引得大家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他从“五四”爱国运动讲起，从文学革命讲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巴金、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对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递条子请姚老师讲一讲他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姚老师谦虚地说：“关于我，就不要讲了吧，我没有写什么好作品……”其实，在王瑶先生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张毕来先生的《新文学史纲》中对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作过扼要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大部分同学也都读过他的《差半车麦秸》、《牛金德与红胡萝卜》、《戎马恋》、《长夜》和《春暖花开的时节》等作品。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只好又作了补充讲述，他讲到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为生活所迫，曾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并担任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情形。并重点讲了他在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工作时的文学活动。

因为姚老师本人就是新文学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讲课，时不时地注入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例如有一次讲课时，讲到抗战时期他和臧克家在重庆共住一个房间里。有一天晚上臧克家半夜突然爬起来写了一首诗，高兴地吟咏起来。随即就把姚老师摇醒说：“老姚，老姚，快起来，快起来，我写了一首诗，快起来听听。”姚老师只得爬起来听，臧克家又兴致勃勃地读了一遍，并且说：“就这样定了，老姚，你把杜甫、李白叫醒来也不能再改动了，就这样定了……”同学们听了一阵骚动，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大家都能领会到诗人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中的严谨、认真态度。姚老师在课堂上时不时地穿插一些作家生活中的轶闻趣事，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我们增长了许多见识，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作家们的创作状况。

同学们在学习中向姚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新文学史”方面的内容，对古今中外有关文学、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要提出来了，姚老师都很乐意地、尽可能地给我们讲解清楚。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几位同学问到：“怎样看《史记》这不古代作品？”姚老师不假思索地从历史和文学这两方面作了简答。他说：“《史记》不仅是光辉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特别谈到了《史记》一些列传在刻画历史人物性格方面非常形象生动，有他的独到之处，如屈原、项羽、刘邦、李广、廉颇与蔺相如、田单这些人物都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他说：“司马迁敢于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歌颂反抗强暴不惜牺牲性命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史记》对后世的小说、戏剧、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如“霸王别姬”、“将相和”等戏剧，至今还为广大人所喜爱。姚老师还谈到《史记》是司马迁首创的，《史记》以后，虽然有《汉书》等二十几种断代史出现，但这些书都是仿照《史记》的体裁，没有超越《史记》的范围。

课后，我和姚老师有过几次面对面的接触，有一次，我邀了两位同学一同去拜访他。交谈中，我们请他谈谈对“胡风问题”的看法，他沉思了一会说：“《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三批材料吗？还有一些批判文章，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目前运动还在向前发展，将来会怎么样，一时也讲不清楚，还是去看看文章吧！”随后姚老师避开了“胡风问题”，而谈起历史上的文字狱来。如谈到了清康熙二年的庄廷龙之狱，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之狱和雍正七年的吕留良之狱及雍正时的王景琪、查嗣庭之狱等等。我们从交谈中意识到姚老师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怎么敢讲呢？又怎么能讲清楚呢？

一个学期过去了，新文学史的课程也讲完了，以后姚老师再也没有来华中师大上课。1957大鸣大放，我们得知姚老师被打成了右派，这以后，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我和姚老师再也没有了联系。后来听说姚老师在1957年10月开始写作《李自成》，而且是一边监督劳动一边写作的。劳动回来以后，大家都熄灯就寝了，他还打着手电趴在被窝里继续写作。这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精力呀！他的这种执著的追求和勇于克服种种困难的勤奋协作精神，令我们深受感动，也十分敬佩。

直到1963年，我得知姚老师写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并且立即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高度赞扬。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文化大革命中，姚老师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写作被迫中断七、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姚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创作热情空前高涨。1977，1981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三卷。后第一卷修改本也随之出版，其中第二卷还喜获“茅盾文学奖”。

记得1956年姚老师就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到他在40年代初期就准备写历史小说《李自成》还讲到他正在研究“明史”，为此做了两万多张卡片，但在旧中国作家生活没有保障，所以直到全国解放，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后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鉴别，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关于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上，他提出了“深入历史，跳出历史”的观点，并且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有意的探索。

现在翻开那本纸已发黄的《中国新文学史》课堂笔记本（注：文革期间，我的全部书籍、讲义、课堂笔记本都被红卫兵抄家烧毁，唯独这本发黄的课堂笔记本，不知何时放在了枕头底下而免遭一劫），上面急着姚老师讲的一段话，现摘抄如下：

“《李自成》作为历史小说，首先，要依据历史事实，符合历史真实，但又不是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机械描写，必须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艺术地在线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向明王朝斗争的曲折发展的全过程……”

事实上，姚老师的创作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中既能深入历史又能跳出历史，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在车厢峡定计之功应归于李自成而不是顾君恩。红娘子“虏李信”、“强委身”的传说系诬陷之辞，李自成被困于鱼腹山之说不可信等等，都是姚老师深入考证，严肃研究的结果。对于历史人物，姚老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反对他们作历史唯心主义的描写。如姚老师否定某些人的责难，坚持写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既反对把他写成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也反对把他写成所谓法家人物。对于李信，姚老师不夸大他参加起义的作用，而是对他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所以，这部历史小说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要求。但是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不能把艺术的真实等同于生活的真实，历史小说的写作也同样如此。姚老师没有拘泥于历史事实，把历史小说写成历史教科书，而是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深入理解人物和事件本质的基础上，大胆地展开联想和想象，补充情节，设置细节。例如潼关南原大战，据姚老师考证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但为了刻画人物和突出主题，小说把它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李自成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谷城之会”本来是李自成势孤力单投张献忠，小说却改写为推动张献忠重新起义，因而突出了李自成着眼全聚德博大胸怀。“商洛树旗”则是为了表现李自成的凛然大义，甘冒危险

以减轻张献忠压力而虚构的历史事件。但是，小说所写的事件都大有历史根据，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原型，这就说明了小说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家秦牧在《读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一文中评价《李自成》是一部“概括地写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和封建皇朝的斗争历史的代表作，”它“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其中第二卷第二十八章的最后部分，描写李自成率领起义部队即将向郧阳山进发时的情景，以《虎吼雷鸣马萧萧》为题被选入高中和师范学校的语文课本。

我记得姚老师在讲课中曾说道完成《李自成》以后，就准备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但是这个愿望还未实现，他就离我们而去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完成了《李自成》这部全十卷本。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一位老作家呕心沥血描绘的波澜壮阔的明末封建社会广阔的历史图景。全书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结构新颖严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李自成、张献忠、红娘子、崇祯等一系列艺术典型，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