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华师大100 周年华诞时，我在美国探亲后赶紧回国，9 月25 日回到北京，10月 7 日赶到武昌参加华师百年庆典。有几位从甘肃、云南、广西、湖南等地来的老同学，毕业后几十年没见面，大家都相聚在桂子山，特别高兴。

百年校庆后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我们都进入耄耋之年。听说留在华师的同学正筹备110周年校庆时新的聚会，他们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华师，由于回国的机票早已预定，我这次是赶不回去了。老同学约我写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我不免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思绪把我带到了 61 年前。那是1952 年夏季，我在湖北省实验师范毕业。本已作好去当一名乡村女教师的思想准备，没想到我和另外7个同届的同学一起，直接保送上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华中师范大学）。

我们 8 位同学在顺利通过甄别考试后，学校按我们填写的填志愿进行了分配：王庆生、刘兴策、贺兴安三人读中文系，我和郑经文读历史系，熊友于、王柱分别读生物系和生物专修科，张裕辉读物理系。上大学的确是我们人生的重大转折。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那时华师的地址就在昙华林，原是一所教会大学，校舍很漂亮。我进校后就住在文学楼的楼上。后来我们的宿舍搬到昙华林分部城外一片平房。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活是清苦的。早餐是一大桶稀饭，中餐和晚餐一大桶米饭，8 人一桌平时都是以蔬菜为主的副食，两周打一次“牙祭”才有肉吃，如米粉蒸肉、土豆烧肉等。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最使大家高兴的是：有那么多好的教授、老师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当时历史系主任是方衡，后来是田家农。中国古代史教授喻存粹，给我们讲古代史旁征博引，以史为证，科学分析，严格要求学生。对培养我们科学的史学观点是大有益处的。教世界古代史的是曹植福老师。中国近代史是当时青年讲师章开沅，那时在研究太平天国专题，他教中国近代史时，就组织学生成立科研小组研究太平天国。现在章开沅已是赫赫有名的学者，还曾担任华师大校长多年。当时世界近代史是青年讲师王宏吉任教，中国现代史教师是古堡，世界现代史教师是刘继兴，心理学教师是王启康，政治课在昙华林大礼堂授课，由两位著名的老师陈铁、高原主讲，辅导我们的是青年教师杨宏禹（后来也是知名教授）。这些青年教师都和同学打成一片，成为同学们的好朋友，有的还和我班女同学毕业后喜结良缘，如章开沅老师和我班黄怀玉同学，杨宏禹老师和我班的姜之铮同学，王启康老师与李涵莹同学分别结为夫妇。

历史文选老师张舜徽，在我们读一年级时就组织举办了一场文物展览，地点在昙华林小礼堂。这些文物是由钱基博教授（钱钟书的父亲）捐赠的，钱基博 1946年任华中大学教授，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 200余件文物以及五万册书捐赠华师博物馆。钱老当时还亲临展览厅，给大家讲解。由于他是江苏无锡人，口音大家听不懂，便特请沈骏做翻译。我和郑经文也荣幸地当了讲解员。这次文物展规模虽不大，却吸引了全校的同学来参观，这也促使我们对古代史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历史系1952级是一个先进集体，我们全班30几位同学，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刚进校时，大家普通话讲得不是那么好，老师也是讲方言的较多，大家听课就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在团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互助小组，记得当时我就和陈翠姬同学结对子。她是广东人，不会讲普通话，耳朵听力不好，我就在课后帮她对笔记。我们这个班集体不仅学习积极，政治热情也高，大家积极争取入团、入党。记得一次发展我们班最小的同学谢寿岷（学习俄文课时俄文中有一个小字母，我们就亲切地给小谢起了个外号叫“小字母”），那次发展会是在洪山公园举行的，团支部第一次集体合影，“小字母” 站在中间，那张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后来小谢还在全校大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到毕业时，我们全班都是共青团员，还发展了几个共产党员。

我们班还和华中农学院畜牧系52级的同学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他们邀请我们班参观农学院的牧场。他们的“学习古丽娅”小组向我们介绍经验，我们班团支部宣传委员熊铁基也介绍了我们团支部的经验。

在生活上，50年代的大学生大都很穷，家庭一般不能在经济上资助我们。每个月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两元钱，我们就靠这两块钱买日用品。同学们互相帮助，亲如兄弟姐妹。我和郑经文同宿舍睡上下铺，个子高矮胖瘦差不多，鞋子、衣服都是 “互通有无”。有一些较富裕的同学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是常事。记得我班年纪较大的黄宗宪同学，他是结婚了有家室的，家庭困难想休学。黄怀玉同学是调干生，有点经济收入，就主动帮助黄宗宪同学，李文辉同学也出钱帮助，这样就让黄宗宪同学一直坚持学习到毕业。记得有一次班上染上流感，很多同学被隔离在一个大房间里，同学们非常关心，每天都有人爬在隔离室外的窗户上看望他们，还给他们送饭送水。

我们的文体活动也是丰富多样的。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下午四点半至五点半是文体活动锻炼身体的时间。从清华大学传到华师的 “劳卫制”在全校推广。我们每天按照 “劳卫制” 项目进行锻炼，每次活动开始时都齐喊口号：“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到毕业时，每个同学起码要达到劳卫一级，最好的可达到劳卫二级。此外，我们还参加其他的文娱活动，如跳交谊舞、集体舞，参加合唱队等。如遇到雨天，我们班就集中在教室，将桌椅搬到墙边，一把二胡拉起来，大家便翩翩起舞。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参加了校体操队，我们进行自由体操、高低杠、平衡木、跳马四项全能训练，昙华林室内体育馆是我们的训练场地。我们体操队还参加过四项全能比赛的表演。夏季时体操队还拉出去训练，在东湖边训练游泳。记得体操队在搬到桂子山后，还举行过一次仰卧起坐比赛，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女队员决赛，我做了 1050 个，她做了 1052 个，对抗了两小时，她第一名，我第二名。学校每年的春季或秋季举行运动会，各系报名参加，大家都为争取多得奖章为系争光，我每年都力争为班上拿一、二枚奖章。

1955年秋天，也就是读大学四年级时，华师历史、中文、教育等系师生搬到桂子山。刚搬到新校址时，桂子山上建成三栋教学楼：文学楼、历史楼、物理楼。物理楼顶有一个圆球形像天文馆的建筑，我们毕业离校前还特地到楼顶照相留念。此外，桂子山上还建了几栋宿舍和几个食堂。我们如果外出，从街道口汽车站到桂子山上的校舍，要走很长的一条小路，小路两边是农田、墓地，弯弯曲曲地通向桂子山。天黑时看不见路。记得有一次我从武昌城里步行到学校花了两个小时。大学毕业离开学校后，还不时梦见我沿着崎岖的小路，找回母校的情景。那时我又害怕，又着急，就像孩子找不到家那样的感觉。

1956年夏季，我们四年的学习胜利结束了，大学毕业那一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都很好的一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要培养新中国的硕士、博士，这一年各重点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大批招收研究生。我班推荐了8 位同学考研究生，有7位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研究班，中国古代史是谢天佑、熊铁基、陈正夫，中国近代史是朱纯超，世界近现代史是冯干文、刘凝禧和我。陈世昭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生。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虽然当时由于研究生学位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有关学校没有授予我们硕士学位，但我们仍然感到很幸运。

1956年，其他同学留校或分配到湖北大学任教，还有些同学奔向祖国各地，分配到湖南、广西、河南、甘肃、云南等省、自治区，大家都一辈子献身于教育事业，不管是在大学或中学任教，都是教授、副教授或高级教师。如罗浪吟一直在湖南师大附中任教，是高级教师。“小字母”谢寿岷一直在云南曲靖第一中学任教，是高级教师、教研组长，退休后还一直战斗在教育战线上。他为曲靖第一中学百周年校庆编写了校史，今年已经出版。

我1958年在上海华东师大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创建宁夏大学。那年宁夏自治区刚成立。分配到此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家一起在一片沙漠地上盖起了教学大楼和宿舍。我们组建了三个系：中文系、数学系、政史系。建校时没有教授、讲师，学生们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不大信任。自治区的宣传部长亲自来校做工作，鼓励我们。他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哪有教授、讲师？那是干出来的。我们就是这样顶着压力，埋头苦干，同时也走出去学习，终于把宁夏大学建起来了。我送走了两届毕业生，并指导他们实习。宁夏大学至今已发展成为有 20 多个系、两万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

1964年我调到北京，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工作，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直到 1995 年退休。

我和母校华中师大有61年的情结，那是因为我在校连续学习四年，毕业后和同学一起考上研究生，参加工作后我们一直和母校保持着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在北京经常接待来自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田家农主任调北京工作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花园村。我班同学凡出差到北京，便是我们聚会的好机会。我也经常到武昌看望同学们。记得 90 年代初，我和爱人沈晋福（他是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还到华师历史系进行学术交流。在我们退休后，更想念华师的同学。湖北大学的陈世昭、蔡树晖，他们身残有病，更是大家关心的重点。我们每次到武昌，总要专门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是热情接待，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要和大家合影留念。华师的老校长章开沅也热情参加回母校的同学聚会。记得有一次在章校长家还品尝到了他从上海带回武汉的醉蟹。多年后我和我爱人还经常怀念在他家聚会的情景。

2012年 4月，原湖北省实验师范同学毕业 60 周年的聚会也是在华师文学院3楼会议室举行的。在华师学习、工作与生活了61年的王庆生、刘兴策成功地组织了这次聚会。这次聚会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在华师毕业后长期在外地工作又回到母校时常常说：华师是我们的根，只要根在，我们就永远与根同在。母校华师是根，她的学生就是绿叶；根深叶茂，这是绿叶对根的回报。人民教师的摇篮华中师大，我们永远怀念您、感谢您。现在我在太平洋彼岸，遥祝母校越办越好，越来越美丽、昌盛，为伟大的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2013年8月写于美国芝加哥